經過多年發展，我國現代煤化工產業已經取得長足進步。一是總體規模在全球前列。截至2019 年，我國煤制油產能921 萬t/a，煤制烯烴產能1 362 萬t/a，煤制乙二醇產能為478 萬t/a，煤制氣產能為51.05 億m3/a。二是示范或生產裝置運行水平不斷提高。采用具有國內自主知識產權技術建成的400 萬t/a 煤間接液化示范項目、百萬噸級煤直接液化示范項目和數十套50 萬~60 萬t / a 煤制烯烴(MTO) 項目實現了安全穩定長周期運行，物耗、能耗、水耗和“三廢”排放量不斷降低，產品差異化水平有所提升。三是相當一部分技術處于國際先進或領先水平，具體來說，大型煤氣化技術已經處于國際水平，高溫費托合成技術處于國際先進水平，煤制烯烴、煤制芳烴、低溫費托合成、煤制乙二醇、煤油共煉技術處于國際領先水平，煤直接液化、粉煤中低溫熱解及焦油輕質化技術屬于國際首創。但是，現代煤化工發展還存在一些制約因素。

一是產業發展戰略定位不明確。煤炭是我國能源自給的主力，社會對現代煤化工與綠色高端化工可以實現清潔高效、部分替代石油化工缺乏認知，進而出現的“去煤化”與“聞化色變”，使我國煤化工的戰略定位一直未清晰明確，從而導致政策的多變和企業如坐“過山車”般的感覺。

二是內在不足影響產業競爭力水平。煤化工本身的能源利用與資源轉化效率偏低，由“三廢”特別是煤化工廢水引起的環保問題突出;由于現代煤化工工藝中調氫(變換) 反應的不可缺失，耗水與碳排放較多;由于初級產品多，精細化、差異化、專用化下游產品開發不足，產業比較優勢不明顯、競爭力不強;由于技術集成度和生產管理水平上的差距，產品成本偏高，整體效能有待提高等。

三是外部環境制約產業發展。石油價格與供應、產品產能與市場、資源配置與稅收、信貸融資與回報、環境容量與用水、溫室氣體與減排等都是影響我國煤化工發展的外部因素。某些時期和某些區域，這些因素單一或疊加不僅嚴重制約著煤化工的健康發展，而且大大降低了已形成產業的經濟抗風險能力。

能源安全是關系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全局性、戰略性問題。當前，新冠疫情對全球經濟秩序和經濟活動的巨大沖擊，地緣政治深刻變化，能源安全保障壓力增大，我國發展現代煤化工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面對復雜的國內外發展環境，“十四五”要按照“扎實做好‘六穩’工作，落實‘六保’任務”要求，為全面恢復生產生活秩序、復蘇我國經濟提供堅強能源體系保障。現代煤化工作為能源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要以“推進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構建清潔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體系”為總體指引，將“清潔低碳、安全高效”的基本要求作為“十四五”現代  煤化工產業發展的基本遵循，為此提出以下發展建議。

關于清潔發展，一方面要積極發展高效污染物脫除技術、多污染物協同控治技術、廢水近零排放技術以及“三廢”資源化利用技術，依托示范工程盡快實現產業化;同時，也要立足大氣環境、水環境與土壤環境容量，科學布局煤基能源化工產業。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煤基能源化工清潔生產標準與相關環保政策，完善項目審批、全過程監管以及后評價的清潔生產管理體系，明確監督職責，形成問責制度，引導和調控煤基能源化工產業清潔化發展。

關于低碳發展，要明確煤基能源化工減碳的有所為和有所不為，一方面要充分利用煤基能源化工過程中副產高濃度CO2的優勢積極探索CCUS 技術，超前部署高效CCS以及CO2 驅油、CO2 制烯烴等CCUS 技術的前沿性研發，拓展CO2資源化利用途徑;另一方面又不能“投鼠忌器”，無視煤基能源化工高碳工業的工藝屬性，阻抑煤基能源化工的科學發展，要通過顛覆性技術突破源頭減排和節能提效的瓶頸，弱化煤基能源化工的高碳性。

關于安全發展，政府應明確煤基能源化工作為我國能源安全保障的壓艙石的戰略意義與產業定位，切實將煤炭清潔高效開發利用作為能源轉型發展的立足點和首要任務。此外，要主導制定煤基能源化工發展規劃政策，引導顛覆性工藝技術創新，有序推進煤基能源化工逐步實現升級示范、適度商業化與全面產業化;制定相關保障性經濟、金融政策以提高實施企業的經濟性與競爭力，形成一定規模的油氣能源替代能力，為現代煤化工營造良好的產業發展外部環境。

關于高效發展，應積極開展合成氣直接制烯烴/芳烴、煤熱解氣化一體化等高效煤基能源化工技術的研發以及工業化應用，實現節能降耗的突破性進展;大力推進煤基能源化工與電力等產業的融合發展，延伸產業鏈，生產高端化、特色化、高值化化學品，提升經濟效益與抗風險能力與競爭力;深挖管理節能潛力，重點推廣低位熱能利用技術等一系列節能、節煤、節水技術，優化過程工藝，提高能源資源利用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