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另一方面,在越來越多的地方政府開始為節能減排出招,強制普及太陽能熱水器,行業可能迎來大發展之際,黃鳴卻對整個產業的良性發展憂心忡忡。
經過2000年以來每年超過20%的高速增長后,現在,太陽能產業面臨新的環境。而新環境最重要的變量,就是各地方政府的太陽能政策。大力推廣2006年以來,隨著中央政府對節能減排問題的強調,并將其列入政績考核指標,深圳、煙臺、廣州等市,以及海南、江蘇等省,先后宣布實施太陽能強制安裝政策。2008年初,江蘇正式實施。
政府的大力推廣是有道理的。相對光伏、氫等其他新能源,太陽能熱利用具有無法比擬的經濟性和技術現實性。
對中國而言,大力發展光伏產業并不是最佳選擇。因為光伏電池主要原料多硅晶核心材料依靠進口,產品90%以上出口,兩頭在外,生產過程要耗費大量能源并產生比較嚴重的環境污染,核心技術卻掌握在西門子等歐日企業手中,遠不像太陽能產業,真空管制造等核心技術完全掌握在中國人手里。
盡管市場前景廣闊,但皇明集團董事長黃鳴依然憂心忡忡。“我們現在遇到一個重要關口,在太陽能強制推廣過程中,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可能越來越多地上演,這對行業的長遠生存發展威脅巨大。”
上世紀70年代石油危機后,美國政府在技術不成熟的情況下,通過政府補貼大力推廣太陽能,一度引起該產業和用戶爆發式增長。但2000年黃鳴去美國時,發現美國太陽能熱利用產業已經非常蕭條。“美國太陽能熱利用工業協會會長告誡我,在技術不成熟的時候強制推廣,暫時可能一片繁榮,但一旦用戶發現問題嚴重,整個產業都會長期一蹶不振。”黃鳴說。
中國農村能源行業協會太陽能熱利用專業委員會主任羅振濤認為,在產業成熟度不高,政府標準相對較低的情況下政府強制使用,在中國現實中不可避免地要因地方保護、權錢交易等被扭曲,甚至可能汰優勝劣,適得其反。2008年5月,江蘇沭陽縣進行太陽能熱水器品牌小區準入招標中,城管局主要以價格為指向,在沭陽五十多家各品牌太陽能經銷商中,選擇了四個沒有廣泛市場影響力,但價格低廉的太陽能熱水器品牌,完全改變了當地市場競爭環境,引起購房者的抵制和當地經銷商的強烈反彈。
皇明太陽能熱水器沭陽當地經銷商張一錦就是其中一位。在沭陽強制安裝太陽能之后,張一錦感到生意越來越難做。皇明三四千塊的價格,與當地普遍一千多的雜牌太陽能品牌差價巨大,讓對價格高度敏感、對質量不很關心,希望低進高出的房地產商望而卻步。
張一錦與一些重視產品品質的開發商也談過不少小區的太陽能安裝項目。但常常是一開始談得好好的,但后來開發商就莫名其妙地不理他；極端的例子還有已經口頭上基本談好,但開發商突然變卦的。
曾是縣科技局干部的張一錦,在政府和各界也有不少熟人。他一打聽,原來其他小雜牌太陽能經銷商或者廠家,常利用當地政府人脈,給開發商“打招呼”。
張一錦聯合了沭陽16家太陽能主要品牌經銷商,開始聯合“上訪”,向縣紀委駐縣招標辦領導反映情況,對主要拼價格的打分標準提出質疑,這些經銷商甚至威脅:“如不開放市場,我們將聯合打報告不交工商稅務。”
最后,經過各方交鋒,城管局的招標結果不了了之,沒能貫徹執行。
優勢品牌不希望政府或者其他力量的介入,而改變原有的行業規則,從而影響到自己的優勢地位。但對于二線品牌和小太陽能熱水器生產商而言,政府強制無疑是根據各自當地人脈和資源稟賦,進行新一次利益分割。
江蘇太陽雨太陽能董事長徐新建則公開表態支持政府的強推令。“任何國家對新的事物都有熟悉的過程,不能等所有人都熟悉了再出臺政策,那樣出臺的政策也沒有太大的意義。”
權責界定
對于政府而言,太陽能強制推廣中,由于涉及政府、房地產開發商、物業公司、業主等眾多方面,更大的問題在于各方權責的清晰界定。南京翠島花城小區的太陽能系統出問題后,就面臨無人負責的局面。2004年,開發商雨花區城鎮開發公司,為了增加地處偏遠的翠島花城的賣點,委托兩家太陽能公司設計了一個太陽能集中熱水供應系統,號稱24小時有太陽能熱水供應。
但2007年年初開發商賣完二期房子之后不久,一期業主郝育勤突然發現,這個系統不能用了。物業管理公司告訴郝育勤,因欠電費三十多萬元,供電局已拉了這個太陽能系統的電閘。
業主們感到受了騙,業委會只好找物業公司,但物業公司又推給了開發商。此時,開發商已經換了主人,結束了開發使命。石林集團認為,開發商已墊付電費吃了虧,物業運轉的電費理應由業主自己支付。2008年6月,業委會更換了關系不睦的物業管理公司。新物業公司進來前,郝育勤跟業委會的人去房頂查看清點公共實施時發現,停用一年多的一套太陽能熱水系統,已遭嚴重盜損,損失達八九十萬。
但是,應盡保安責任的原物業公司并不愿賠償,新物業公司也不愿在此情況下接受此項移交,此事只能擱置。
此時,大家對太陽能集中供熱,已經徹底失去了信心,90%以上的業主已經重新安裝了獨立的燃氣或者電熱水器。
這些問題在業內人士看來,并不奇怪。
在南京,由于國家和地方政府未對太陽能使用安裝中,政府各相關部門、房地產公司、物業公司、業主等各方的具體權責做出明確系統的規定,物業公司常以太陽能安裝可能會損害樓頂防雨層為由,公開阻止業主安裝太陽能熱水器,或者對安裝太陽能熱水器的業主收費,制約了太陽能熱利用的普及。
政府實際上也意識到這些問題,江蘇省建設廳負責制定有關政策的高工蔡鈞向記者表示,建設廳正在修訂充實細化有關政策,近期將進一步推出。
其實,太陽能產業出現如此之多的爭議,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太陽能熱水器的巨大質量差異。而如此巨大的質量差異,又跟產業處在從發展期向成熟期過渡,國家技術標準相對不高不完善有關。
標準提升
1980年代,北京曾上演過一幕太陽能熱水器應用的熱潮,市場一下子涌出七八十家太陽能熱水器廠。但隨后,由于技術不成熟,幾年后,多數太陽能熱水器便因質量問題無法使用,使得老百姓對太陽能熱水器逐漸失去信心。“現在北京太陽能廠,只剩下我們天普和桑普了。”經歷過這一風潮的天普太陽能老總李先行說。1990年代之后,北京太陽能熱水器便陷入低潮。
從全國來說,1990年代中后期,太陽能產業在巨大市場需求的刺激下,迅速膨脹。1999年黃鳴去山東高密進行市場調查時,發現了幾十家前店后廠的手工作坊式的夫妻店,門口堆放著簡易材料和電焊設備等,隨時開工制造———這就是當時絕大部分太陽能企業的現狀。2000年前后,中國太陽能產業的規模已經相當可觀,但由于長期缺乏國家標準,除了少數品牌,整個產業出現了大小作坊云集,劣質產品橫行的局面。
同時,2003版太陽能國家標準為推薦性指標而不是強制性指標,內容偏重于產品出廠時點的性能指標,對長期使用的“可靠性”缺乏詳細要求,導致很多產品在出廠時性能正常,但使用后不久,還遠不到宣傳的壽命周期就無法使用,嚴重影響了整個產業的口碑。2007年,國標委委托皇明集團起草家用太陽能熱水器系統主要部件和選材的國家標準。2008年7月皇明版部件標準初稿出來后,在國標委、國家認證中心組織的征求意見會上,皇明的“嚴苛”標準依舊遭到其他廠商的激烈反對。“我們的標準出發點是為用戶負責,要求比較高,會大大增加成本,粗制濫造以價格取勝的小廠肯定不愿意了。”皇明集團技術部長徐志斌說。
按照黃鳴的估算,建立完善的質量控制體系,僅固定投資就需要三億至五億元,在中國業內廣泛流傳的行業內約5000家廠商中,“有這樣經濟實力的廠商,不超過五六家”。
對于賈鐵鷹來說,他必須站在整個太陽能產業的角度,在產業發展階段用“律”不能過狠。但是,國標委準備提高行業標準以提升這個產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