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波太陽能行業的價格下跌，有以下幾個原因。在國際金融危機的大環境中，太陽能行業不可避免地受到沖擊；西班牙政府對太陽能行業的第一批優惠補助案于2008年9月底結束，德國宣布將在2009年從年降5%的補助額調整到年降8%的補助額，再加上第四季度一向是太陽能行業的淡季，全球需求開始下滑；國際油價的大幅回落，使得太陽能行業的成本優勢大大縮減。對于國內生產廠家而言，形勢更加嚴峻。因為多晶硅企業的利潤率一度可以達到63%，使得全國各地都在上馬大批項目。據不完全統計，我國目前在建和籌建的多晶硅項目總產能接近9萬噸，總投資近1100億元。而今年多晶硅全球預計總需求量僅為4.6萬噸左右，產能開始出現過剩的勢頭。同時，中國多晶硅企業90％的市場都在國外，國外政策的任何變動，都會極大地影響國內企業。中國的大量廠家在出口方面沒有形成同盟，而是處于惡意競價的狀態，加劇了價格下滑的趨勢。
因為成本效益分析與傳統化石能源相比不存在優勢，大部分的可再生能源都是依靠政府立法補助獎勵來落實的。各國政府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無外乎以下幾個原因：
政治原因。傳統能源面臨著枯竭的可能。同時，除了OPEC產油國和少數國家，大部分國家都處于能源緊缺狀態，特別是對石油進口的依賴，而產油區和運輸通道又大多處于軍事、政治復雜地區，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有助于緩解這種局面。
環境原因。限制溫室氣體的排放已經成為各國共識。《京都議定書》為大多數國家都安排了減排義務。可再生能源可以有效減少溫室氣體和其他有害氣體的排放，也有助于提高政府形象。
經濟原因。在一定的政府補助下，可再生能源已經具備產業化的條件。可再生能源技術的儲備可以幫助各國在未來的競爭中搶得先機。
我國政府的可再生能源政策已經走在世界前列，政策動因也不外以上幾種因素。雖然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但是在政策制定中，我們還是要注意幾個方面。
避免可再生能源生產中的能源浪費、環境惡化和效率低下。1984年ClevelandCJ等幾位經濟學家提出了能源投資收益率（EROI）的概念，即能源生產過程中能源產出和能源消耗的比值。雖然當時是針對傳統能源提出的這個概念，但它同樣適用于可再生能源的開發過程。如果某種可再生能源的EROI小于1，則表示發展該類能源所需的能源投入大于產出，如果大量激勵這類能源的發展，則會加速能源枯竭的速度。如果從生命周期分析法（LCA）的角度考慮，這樣的能源生產不會減少有害氣體的排放，反而會加劇環境的惡化。還是以上面的多晶硅為例，多晶硅是高投入、高耗能的產業。有專家估算，生產1000噸多晶硅需要投資10億元，需要消耗10萬千瓦的電，同時還需要耗費大量的礦物資源和水資源，而且最終產品大多面向國外客戶，就形成了大量的能源間接出口，這對我國這樣的能源短缺國家是極度不利的。
因為政府補貼的存在，降低了可再生能源企業的邊際生產成本，使得企業有動機在原本經濟收益不合算的情況下進入市場，這樣反而可能會造成浪費。所以政府在制定政策時，有必要考慮政策的激勵方向，不能一味地以可再生能源的粗產出量作為激勵對象，而要對可再生能源的環境效益與環境成本，對整體大環境下的能源投資收益率有全面的考慮。
可再生能源政策要考慮消費者的因素。因為消費者是能源產業鏈條的終端，各國政府的可再生能源政策都非常重視面向能源消費需求的激勵政策。但在政策制定中，要考慮公眾負擔較高能源價格的能力與意愿，畢竟在現階段，可再生能源的市場價格要遠高于傳統化石能源。如果政府來為消費者買單，則又存在著影響社會正義或公平性的問題。日本2007年就開始停止住戶太陽能獎勵方案，這樣做主要是為公平起見。面向企業的稅收減免，獲利的是太陽能生產廠商，消費者未必因而受惠。電價購買補貼則使用納稅人的錢，獲利的是少部分安裝太陽能系統的住戶。2007年，日本太陽能市場已出現萎縮情況，2007年4～6月總產出190百萬瓦，僅為2006年的86%。其中，日本國內需求為43百萬瓦，為2006年的62%。
國際形勢對可再生能源政策有不可估量的影響。前面已經提到，我國的多晶硅生產多數是面向國際廠商，國際形勢的一點變動都會對產業鏈形成顛覆性的影響，而我們又無法控制。國際油價的變化對可再生能源的開發有直接的影響，如果國際油價在150美元/桶的高點運行，很多可再生能源的生產將不再受困于成本因素，我們需要對瞬息萬變的國際油價有政策準備。2009年12月將在哥本哈根召開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各國將共同尋求《京都議定書》的后續方案，這次會議對于全球的碳減排和交易將會產生深刻的影響。因為中國在碳減排賣方市場的主角地位，我國未來的可再生能源政策將不可避免地受到這次會議的影響。碳減排的成本如果納入到能源體系中，對可再生能源的技術可行性和經濟可行性的要求將進一步提高。
